[49] 关于自由，依蒙培元先生的理解，儒家的自由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感性欲望的自由，如好好色恶恶臭。
《鹖冠子·泰鸿》云：同和者仁也，相容者义也。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周易·系辞下》云：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周易·讼》上九云：终朝三拕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论语·里仁》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成人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朱子语类》，第1880页） 在朱子看来，乾坤施为如此简单、不费力的根源在于实理自然如此，无需假人力安排。《五经臆说》作为龙场之悟后的第一书（始笔），阳明在当时还是非常看重的，他已经准备好梨木板，打算刊刻成书，首先用于贵阳文明书院。
这当然也是一种身体而力行之学[153]，在黔中王门学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96] 孙奇逢：《徐曰仁爱》，《理学宗传》卷二十一，万红点校，第352页。改课讲题非我事，硏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张廷玉等：《冀元亨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70页）是说虽未必持平公允，然亦可见阳明一生多讲学。
[173] 郭子章：《艺文志下·黔台校艺录序》，《黔记》卷十五，赵平略点校，第389页。龙冈书院的具体地址，明嘉靖《贵州通志》载在治城北七十里龙场驿，正德间，驿丞王守仁建[40]。
诚如清人陈弘谋所说：阳明先生勋业文章，炳着天壤。与象山一样，阳明后来尽管屡遭时人讥诋为禅学，但其实仍是以儒家经典《大学》格物致知之旨[6]，依据龙场居夷处困自我身心的真实体验[7]，重新做出了与朱子迥然不同的创造诠释，展示了儒家理解人的灵性生命及其与万物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进路，倡导自成一家的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其心学思想从边缘向中心突围的开始，所谓禅学的批评尽管出于门户之见，但也反映他的思想具有重塑典范的重大时代意义。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33]，颇能反映其当时的人生际遇和守道心境，只能是针对来学诸生而非―般民众才会有此言说。[106] 王守仁：《赠朱克明南归言》，《蒙化府志》卷六，《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290页。
弘治年间，提学副使毛科建。龙场悟道与黔中王门的产生乃是明代王学编年叙事完整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毛科（子应奎）与守仁同乡[49]，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首以学校为务，恒念贵阳士子虽涵濡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况初学小子，立志不确，问学罔进，深以为虑。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不然，虽日致一书，徒取憧憧往来，何能有分寸之益于诸友也。而王杏敢冒政治风险的所作所为，实又离不开阳明一批在黔弟子的合作与支持，有其先生门人汤君冔、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94]之说可证。
毛科的回函今存文献已不见有载，然证以继任者提学副史席书（字文同，谥文襄）之说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书籍的大置刊刻与传播则意味着思想与知识的流通与普及，从而有利于推动地方心学人才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参与阳明著述校刻的不过李良臣、汤冔、陈文学、叶梧等数人，但其所代表的仍是黔中王门整个心学学派的认同群体。
以此观察阳明龙场之谪，也可说乃是：天假手于瑾玉王公于成者。忠信者虚诞之剂也，能忠信则变其虚诞矣。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175]。[140] 冯成能：《艺文志·阳明书院落成会记》，嘉靖《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无怪乎钱德洪概括阳明在黔史迹，要说士类感德，翕然向风[3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15页。
从中正可见嘉靖年间尚有一批阳明亲炙弟子活跃于西南黔省边地，他们显然是作为一个学派群体在维护和发扬师说的。三、从民间到官方：心学思想影响范围的扩大 龙场驿丞任上备尝艰辛的王阳明，在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后，面向地方知识精英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讲学活动，均主要集中在龙冈、文明两个地方书院。
阳明曾有诗赠他：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按手迹原件无标题，孔、高二氏著录时，亦无识语跋文。
毛科离黔之后，同样是提学副使的席书，出于培养地方读书士子的考虑，加上仰慕阳明的人品节操，一方面专门去函礼邀阳明讲学，称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土大庆……即今省试已迫，愚意欲候文车至止，处分就绪，乃议巡试之期[54]。[17]嘉靖《贵州通志·本传》也称他时集夷人老幼，亲狎教导之[18]。
有关毛科礼聘阳明讲学事，据后者《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21] 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卷四》，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二），赵永刚、钟翌晨点校，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2页。与龙冈书院为民间私学杏坛不同，文明书院则为政府官办讲堂。它不仅意味着与朱子迥然有别的另一新颖独特的心学思想传播地域的迅速扩大，人才培养数量规模的急剧增加，同时也象征着陆学之后又一以王学为符号标志的理论学说的划时代崛起，其势头之强劲甚至很快就获得了代表朝廷的地方政府的认可，官学笼罩下的沉闷思想世界开始突破性地吹拂起阵阵来自边裔的新鲜空气。
然而聚讲参与的会场人数虽多，除一部分为士类感慕者外，亦有不少好奇前来围观的听讲居民[85]。[79] 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第34页。
[143]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5页。除《居夷集》外，黔地所刊阳明著述，以及门受业弟子所为为限，至少尚有《传习录》《阳明王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三种[141]。
[4]其说称阳明教人先知后行，又复言知行合一，允当与否，姑暂不置论，然知行合一之说发端于龙场，当与彻见真性有关，历来学者无异言，是说亦决然无疑义。较诸黔中聚讲规模，可谓旗鼓相当。
因此，不必再过多列举例证，细读前引四家之说，即不难了解阳明一生学问得力于龙场时居多，尤其读其百死千难悟道后之诗文尤甚，更可一窥其一派超越之风姿，了解其真有常人罕见的无入不自得之乐[10]。阳明于患难中得此至交，亦构成一段难得的历史佳话。作为一个学派群体的黔中王门，其崛起于西南边地当始于阳明的黔中讲学。今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记》，均收有大量阳明诗文，大多为在黔期间所撰，不少为丘养浩嘉靖三年刻本《居夷集》及晚出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所未载。
然既能入其室受其业者，针对各人的根性品质差异，阳明亦必随时随地灵活有效地施教，或因病予药，或密示指点，只是天然应机，自在随问作答，要在当下即有震动感应，能够猛醒内省自察。唯诗中既言乐群英，则人数又何止此四人？ 从阳明一生事迹行履看，其最为重视者即讲学。
[22]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6页。[11] 张廷玉等：《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黔中负笈入门弟子，必有可再举其名姓者。[72] 李贽：《太傅席文襄公》，《续藏书》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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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主义者眼中，家与族都是私。
按照这个次序，足以了解到天道变化、人事祸福、国家安危的道理：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
你脑中有唯物唯心这条杠杠，老子根本没有。
不可作恶恶行恶报在法理学中属于控制性规范，这种规范所调整的行为，在逻辑上先于该规范并独立于该规范之外【86】，这种规范是通过界限使人的行为受到约束和控制。
65除了将心气换成了脑气之外，这一光色体验与阳明心学一系的万物一体的体验并无异致。